“刘士余啊，老家在兴四村，我带你去！”5月22日，在灌云县四队镇的长途客运站大门前，开着电动三轮车的老大爷热情地对记者说。记者上了他的车，花了20多分钟到了偏僻的兴四村。“我们这个镇上，就没有不知道他的！刘士余考上清华大学，是那一年最大的新闻。从那时起，他的名字就传遍了四队镇。”老大爷说。
记者随后的探访经历印证了老大爷的话。无论是旅店的前台、小吃店的老板，还是公交车司机，都异口同声地说出了“刘士余老家在兴四村”这句话。刘士余，是灌云县最大的名人。
“这不快高考了吗？每年这个时候刘士余就会被拿出来励志。”灌云县四队中学传达室的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2008年学校举办50周年校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校友齐聚一堂，唯独少了刘士余，“当时非常不巧，他公务缠身，没能来成”。刘士余写了一封信，并托人在校庆大会上宣读，而宣读他这封信是那场大会最重要的环节。在校庆纪念册的“桃李芬芳”一栏，记录了50年来的著名校友。刘士余位于第一页，当时他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后面其他的知名校友，最高职位是在江苏省内。
四队中学如此重视刘士余，不只是因为他职位最高，还因为他是该校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考上清华大学的学生。“当时大多数老师是上山下乡的知青，文化水平和教学水平在全县都是拔尖的。”马伦新告诉记者，他的老同事们现在绝大多数不在灌云县了，而是回到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留下的一些水平高的当地老师，后来也被抽调到县重点中学去了，“现在的四队中学，生源质量和升学率都不算太好”。
在灌云县四队中学50周年校庆纪念册中，有一张刘士余年少时的照片。杨学义/摄
刘士余在1979年参加高考，当时的高中是两年制，他是1977年开始上高中。也就是在那一年，全国恢复高考，刘士余这一批高中生是怀着上大学的强烈渴望走进学校的。到1980年，国家政策就允许知识青年回故乡、回城市了，四队中学的这些老师们纷纷离开。“刘士余考上清华大学，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马伦新说，后来四队中学再也没有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了。
马伦新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关注过刘士余。“我是体育老师，喜欢的学生都是爱打球、爱长跑、爱摔跤的，刘士余身子单薄，也不爱运动。”但是马伦新知道他的一个强项——物理，“他在高考时，物理成绩只丢了2分。”刘士余的这个强项，连兴四村种地的农民们都知道。刘士余后来在清华大学本科就读于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
刘士余是一个“学霸”，在同学们眼中，他与一般的“学霸”有着明显的不同，因为他乐于帮助同学们一同进步。在四队镇一家卫生所，记者见到了刘士余的一名高中同学。“那个时候，全班上晚自习，没有老师在教室里，同学们遇到难题，只能去问学习最好的刘士余。”这名同学说，刘士余总是耐心地解答同学们的问题，直到教会为止。那时全班同学都住在学校宿舍，教室晚上9点就熄灯了，“我们大多数人在晚上8点多就回宿舍了，而他从来没在熄灯前回去过”。
刘士余的自制力给同学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刘士余2016年上任证监会主席之初，有媒体曾到四队中学走访，当时的高中校长是刘士余在四队中学的学弟。他回忆，刘士余的物理老师陈文达是自己当年的班主任。陈文达用刘士余刻苦学习的例子激励过他们，“说刘士余上完晚自习后，由于熄灯了无法看书，便点起煤油灯继续学习。有一次半夜遇到不会的问题，刘士余就去敲陈文达的门讨教。有时看到陈老师手头有农活还主动包下，只为了让老师腾出时间为他讲解”。
刘士余主动投案后，他的高中同学微信群内竟是一片死寂。“大家肯定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没人愿意谈。”刘士余的高中同学对记者说，虽然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刘士余，但他一直是全班同学的骄傲，“我是刘士余的同学”曾是大家跟外人聊天时的一个谈资。“那时说起他，总觉得脸上有光。但现在，我发自内心地惋惜、伤心……”他边说边摇头。
记者在兴四村村民的指引下，找到了刘士余家的老宅子。这是一栋二层小楼，小楼后方是村中的一条马路，右侧紧邻着一条小河，其余两侧则被麦田围住。小楼并不起眼，村中很多二层小楼都比这栋小楼气派。一旁的邻居悄悄告诉记者，这里住着刘士余的老母亲和大姐。村民回忆，早年间，刘士余的父亲还在世，刘士余经常将父母接到北京住，但这老两口不喜欢城里的生活，住上几天就回到村里。
灌云县四队镇兴四村是刘士余的老家，村里的住宅被麦田包围、被树木掩映。杨学义/摄
“他老母亲80多岁了，身体不好，我猜应该是知道了儿子的事情，最近每天早晨都去卫生所输液。”一名忙于耕作的老大娘告诉记者，刘士余的姐姐是一名非常勤劳的农村妇女，不光种自家地，还承包了其他村民的几亩地，“每天天不亮，她就会去田里干活，从来没见她出来比我们晚过”。这位老大娘问过刘士余的大姐，有这么一个当大官的弟弟，为何还要种地呢？他的大姐回答，自己喜欢种地，而且也只会种地。朴实、低调、勤劳，是刘士余的家人留给兴四村村民的印象。
刘士余本人也会在春节、中秋节等重要节日回到村里，带着自己的夫人和女儿到田间走一走，用家乡话和村里人拉家常，“他跟我聊了不少次，一般都问我身体情况、家里收入、家人都在干什么，在我们面前一点官架子都没有。”老大娘说。
这种亲近感随着刘士余的主动投案戛然而止了。家乡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刘士余家则关起大门来，几乎不和其他乡邻交流，大家也不太好主动询问，更不知道一旦遇到他老母亲和姐姐该说些什么才好。
2
亲历住房体制改革
1984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正处在不断创新、锐意改革的时期。已经从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毕业的刘士余，成为改革浪潮中清华经管学院的第一批学生。
简历显示，1987年，获得硕士学位的刘士余来到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在上海期间，刘士余参与并见证了上海正在推动的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住房体制改革。当时，住房体制改革方案讨论稿曾在上海市主要媒体上全文公布，有80%的上海市民参与讨论。后来，他从上海调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上海的经历让刘士余开始形成对住房改革的理论认识。1991年9月，刘士余在《财经研究》上发表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一文。文中详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住房建设的发展和住房制度的演变，并分析了当时住房制度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向住房商品化过渡的六大对策：改革工资分配制度、改革住房建设的计划管理体制、改革金融制度、改革住房建设投资体制、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培养与开放多层次的房地产市场。
积累了上海和国家两段经济体制改革部门的经验后，刘士余进入中国建设银行工作，继续对住房金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1994年6月，刘士余在《经济学家》上发表《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与住房金融的发展》一文，在作者简介中，他的身份是建设银行总行房地产信贷部科研人员。这篇文章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量化出我国城镇住房惊人的福利规模和增长速度，同时通过对比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住房政策及其演变走向，提出了具体建议：政府由直接参与住房建设和分配，转换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间接调控；将住房列入社会保障范围；建立可调控的住房金融体系。这些建议在后来的住房制度改革实践中，很多得到了实施。
据公开简历显示，刘士余在1996年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了18年的央行生涯。此后，他相继出版了一些金融学著作和教材，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相关法规释义》《中央银行新法规手册》《金融稳定监测与管理》《银行危机与金融安全网的设计》等。这些经历，让他成为专家型领导干部。
2004年，是刘士余央行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年他担任央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他此后长期主管金融稳定工作，对包括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在内的危机进行综合治理。2006年，刘士余担任央行副行长，同时也担任银行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业内人士称，在央行期间，他参与推动了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建立，扩大了我国直接融资市场的大规模发展。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一样，成为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4年10月，刘士余调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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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主席任上的一紧一松
